发布日期：2024-09-29 08:48    点击次数：120

明洪武年间在全国建立起了十四个养殖战马的群牧监美工兼职，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频繁征战，明朝的战马严重消耗。宣德以来安定下来的边疆形势也使马政逐渐废弛，用于养马的草场屡屡被勋贵们侵占，“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

缺乏足够的优质战马，使得明朝自景泰之后再也无力组建大规模的精锐骑兵与蒙古作战。唯有火器因技术较复杂，以及材料难以获取，蒙古难以完全掌握并大规模装备。最终，在远程武器上拥有一定优势的“车营”被明朝重新重视，让火器战车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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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车以周围的箱板作为掩体，预留射孔，在敌人临近时以弓箭和火器射击。相比于原先明军火枪手不得不暴露在蒙古骑射之下的野战状况，不仅可以减少伤亡，也能使明军士兵们得以专心装填火药，不复之前面对蒙古骑兵威胁时“手足失措，虽能发枪，不暇取中”的窘境。

更重要的是，这种战车可以围拢成一座成规模的军城。这样一来，“马不得冲阵，箭不得伤人”，明军自然再也无须顾虑蒙古骑兵的威胁。

由于边将对战车的重视，明廷中有识之士的倡议和发起，从明代初期到中期，李侃、张泰、郭登、李进和李贤等人提出发展火器战车。

其中，吏部郎中李贤于景泰二年上奏战车议，对战车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说明，并第一次正式提出“车以火器”这一战术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使用火器，特别是大口径火器的战车；既可抑制蒙古骑兵的冲击，又可防箭，并且适合进攻作战，成为日后明朝发展火器战车的必备元素。

三边总制曾铣长期在九边领导军事工作，根据明朝边防财政和马政的不利因素，给出《曾铣拟逐套虏阵图》车营计划，提出采用车营这种全新的作战模式，用以代替传统的骑兵作战来实施“剿巢”“复套”战争，该计划得到嘉靖皇帝的坚决支持。

可惜，嘉靖二十七年，曾铣不幸被卷入了严嵩夏言之争。在严嵩的构陷下，曾铣被下狱处死。曾铣的车营计划就这样出师未捷地消失在了明朝的历史之中。

就在明朝的边防战略因为党争而遭遇挫折时，蒙古诸部却通过和明朝一百余年的战争渐渐成长起来。尤其是在成化末期，达延汗继承汗位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统一了蒙古。蒙古对明朝的战争慢慢转变成了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攻城战，明朝边境压力骤增。

达延汗以后，明帝国最强的敌人无疑是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汗从古北口入侵，包围北京城，举国震惊，史称“庚戌虏变”。其寇边程度不论从规模还是次数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他的祖父达延汗和更早的瓦剌也先。

俺答汗每次入边，动辄杀戮数万，有些地方甚至被屠为一片白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边境损失十分严重。而明将往往疲于应对，多不能守。

在边境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明帝国急需一场和俺答汗野战的胜利来鼓舞九边士气。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被陷害的抗倭明将俞大猷保释出狱，到大同戴罪立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详细地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蒙古军的情况，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让明朝北面边防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大同镇兵车操法。

俞大猷大同镇兵车操法的基础正是当年曾铣的车营之法。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施发弓弩铳炮，骑马步兵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

俞大猷在训练车营有了初始成效以后，干脆放开手脚，创造了全新的战车及兵车操法。

每队有一车五十人，各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新的战车为独轮车，本身再加上车上的铳、牌、枪等，总重不过三百斤，以十六人分班推行，即使是崎岖险路也可顺利通行。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只负责推车和守车，而不冲锋破阵。

每队另有大旗手两名，牌手四名，虎叉手两名，钩镰手两名，拨刀手四名，共十四人。这些人精习武艺，不参与推车，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

所有的车营官军都必须佩带一把环刀，以作近战之用。各兵不许放行李在车上，每四人给驮马一匹搬运行李，而且只有推车的人才能够把兵器放在战车上。

此外还有十名骑兵，另有八人专门管理三十二个步兵的八匹驮马。最后有管队官二名，一人执车上青旗监督冲锋兵破阵，一人在车后负责掌舵及督兵守车。

俞大猷以十三队为一个小营，共十三辆车，六百五十人。每小营设千总官一员，把总官二员。把总官一个要督促冲锋官兵破阵，另一个要督兵守车。十三小营为一大营，共八千四百五十人，每大营设参将一名。

俞大猷的兵车操法走的是人少而精的精兵路线，要求所有的作战单位都能用环刀近战，火器兵能熟练地击发火器，近战单位也要能够施放弓矢，兵车的军士能适应各种突发环境下的作战要求。

俞大猷认为，若要破敌，必率战车三百辆，约用步卒万人，另用骑兵一万人藏于车营中，再有骑兵两万人布埋伏于四方要路。接仗时，依托火器和战车截断并冲散敌军骑兵，然后，明军骑兵从车营和埋伏地出击歼灭敌人。

其中，作为伏兵的骑兵和车内骑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车营里骑兵的数量甚至达到步兵的三倍。因此，俞大献的大同镇兵车操法更接近传统的骑兵决胜战术。

这其实很符合当时明帝国边境情况和财政的双重要求，不用重新征募新兵，只需抽调边军训练即可；也可用于大兵团作战，只需注重冷热兵器的相配合，而无需大量的火药等军用物资。此战阵无疑给已经十万火急的明朝边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验证俞大猷车营效果的战斗马上就打响了。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总督李文进率领训练有素的战车百辆、步骑五千余人，大败数万蒙古军于安银堡，追奔蒙古军数百里。

此战直接证明了俞大猷战车的可行性和作战能力，也为在各边作战不利的明军发出了一个相当积极的信号。李文进乘势上奏于朝，明廷对该战车议亦赞许有加，并下令在九边、京营成立车营。

可以说，京营有车营即自俞大猷始，而俞大猷的战车也影响了明军后来的战车编制，大同兵车操法成为嘉靖时期战车战法的巅峰之作。

蓟镇是明代为防御蒙古部族进犯、保卫京师而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一个军事区域，是明帝国京师的北大门。俗话说“门户固，堂室安”，只有蓟镇防卫稳固，北京才会安全。

因此，每次蒙古部族由此破边而入，就有一帮边防大员要掉脑袋。为减轻蒙古部族对蓟镇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明廷决定调派戚继光前往蓟门练兵。《练兵实纪》就是记述戚继光在蓟镇的练兵心得，以及改进的车营战术。

蓟镇居九边之首，背后是京师近畿，就不能采取防守反击，必须把威胁阻挡在边墙之外，使京畿重地不受骚扰。而防御利器在当时莫过于战车了。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统一了战车制式。

戚继光的战车每辆配备二十名士兵，分为正、奇两队，每队十人。操作战车的为正兵队，随车作战的为奇兵队。车营共有战车128辆，官兵2603人。128辆新型的偏厢车连接起来，能让车营“四方行俱如墙”，成为一个木质要塞。

明军要想击败善于骑射的蒙古骑兵，光有防御工事还不行，自然就需要更为旺盛的投射火力。戚继光的车营大量装备了新式火器。第一种新式火器是欧洲人带来的火绳枪，也就是鸟铳。

这种新式火器的优势在于身管长，初速高，准确度高。明人用其射击木板的结果是“洞而不裂”，戚继光则评价道：“鸟铳远射及准。”

当时的鸟铳已经有了瞄准的准星美工兼职，并可架在支架上射击。这种射击方式明显优于弓箭，士兵很容易上手，成为熟练射手。同时，在战场上，弓箭手开弓很容易疲劳，鸟铳手更能持续作战。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对有盔甲防护的目标，鸟铳的杀伤效果明显强于弓箭。这样综合起来看，鸟铳的优势就相当明显了。

不过正如戚继光所说：“鸟铳虽速准而力小，难御大队。”仅凭鸟铳齐射，是不可能抵挡住蒙古骑兵的冲锋的。所以，实际上戚继光车营的火力核心是另一种新式火器——佛朗机炮，足以在弓箭射程之外对蒙古骑兵造成可怕的伤亡。

总体而言，戚继光车营就是以佛朗机炮和鸟铳为主要投射火力的。与敌接战时，如果蒙古以数十骑挑衅，明军不予回应。直到蒙古大队冲到五十步(约80米)距离时，各种火器才一起发射。如果蒙古兵顶着火力冲到距离战车只有一丈远的地方，奇兵队将从车下的活门冲出，与敌肉搏。

届时，奇兵队将排列为四行，第一行军士手持双手刀，匍匐前进，利用手中的长刀砍断敌方马腿；第二行军士手持夹刀棒，击打因马腿被砍而落马的敌军；第三四行的军士手持长枪、镗钯，戳刺落马和还在马上的敌军。

奇兵队最远不许离开战车五步，如果力气用尽，应迅速退回车内。在奇兵队进行肉搏之时，还有士兵依托偏厢车上的木质女墙继续射击，来压制敌人和掩护己方。

除此之外，在车营指挥官还直接指挥四门无敌大将军炮和四辆火箭车。用于压制蒙古骑兵大队冲击。以上战术如运用得当，能给进入火器有效射程内的敌人带来极其惨重的损失，足以瓦解一次万人级别的大规模骑兵冲锋。

相比于俞大猷的兵车操法，戚继光的骑兵营全营共十八局，约有官兵三千人。专为骑战设置的仅有中部四局，仅占全营总兵力的 22%，其他各局武器配置多为步战所用。这个骑兵营的军队与其说是骑兵，更像是骑马步兵。

而且，该骑兵营中没有配置长枪，最长的兵器仅为镗钯。全营士兵除火兵外全部配置了远程武器，火器手之外的人均配弓箭。可以说，这个骑兵营是以远程火力打击为主的。

步兵营的结构与骑兵营相同，步兵营的远程武器配置也十分突出，全营拥有火绳枪一千零八十杆，火器手占全营兵员数量的一半，这个比例在当时堪称豪华和先进。

戚继光以车营为中军，步骑张两翼，创立出了一套很典型的车步骑联合作战方法。不过，在携带了大量火药铅弹等沉重的作战物资后，粮食的携带量就难以得到保证了。于是戚继光特意创立了辎重营以运送军粮。

辎重营随车有一百六十门佛郎机统，六百四十支火绳枪，全营仍有相当强的火力，可轻易击退小股蒙古骑兵，甚至可以在车营未能及时到达的时候，作为依托配合机动性较强的骑兵营和步兵营进行反击作战。

除了创立拥有极强防御力和火力的车营、骑营、步营、辎重营外，戚继光还极其重视军队训练。总之，经过戚继光的整顿，蓟镇军队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善。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二月，戚继光遇到了第一次考验。该月十日，蒙古骑兵入犯子谷，戚继光闻讯派遣官军截杀入犯的蒙古军，取得小胜。同年四月，蒙古骑兵入犯桃岭口，再次被戚继光击败。

之后的五月二十日界岭口之战，蒙古酋长董狐狸、专难等人入犯蓟镇，戚继光率领游击王轸分兵迎敌。一场大战之后，蒙古军力不能敌，其酋长董狐狸被明军生擒。

万历三年(公元1576年)正月，蒙古朵颜卫首领长秃入侵董家口关城。戚继光率领明军自榆木、董关两地出塞，穷追蒙古军一百五十余里，长秃被活捉。

连番胜利得到了明朝上下的一致好评，戚继光的车营体系得到广泛认可。他先后共装备了七个车营，布置战车 1239辆，并建立了相应的防御体系，蓟镇自戚继光改革之后被公认为九边最强大的军镇。

可以说，正是有了“俞龙戚虎”，以及曾铣、李侃、张泰、郭登、李进、李贤、叶梦熊等人的不断探索和努力，明朝才拥有了具有很高“性价比”，能够克制蒙古骑兵优势的火器车营战术。

而正是这套火器车营战术，让财政捉襟见肘、内部党争不断的明朝在蒙古部族重新崛起的背景下得以稳定北部边境形势，并连续取得“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当时间行进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已经相对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明朝北防线上又有了新的异动。就在这一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

明军也即将迎来终极敌人——后金八旗军的挑战。与明军以往所面对的敌人完全不同。后金八旗军以女真人为主，虽然出身于渔猎民族，详情页外包但在明末农业化程度已相当高。牛录作为八旗军的基础军事编制，在平时则是基本农业单位。

农耕对游牧的背后其实是生产力的巨大差距，因为更多的粮食生产意味着能够拥有更多更好的军事装备。八旗军不同于战时为兵、平时耕牧的蒙古人，是一支由“伊尔根”(平民阶层）供养的常备军。

八旗军采取“三丁抽一”制度，即一个牛录里的两个男丁供应一个兵丁的粮食和装备。由于此时八旗政权刚刚兴起，供应非常良好，战兵基本都能装备铠甲。

八旗军队军纪极严，拥有很强的纪律性和突击能力，并且擅于多兵种配合。临战时，令行禁止，队伍齐整。战斗时，穿戴重型铠甲、手持利刃的肉搏士兵冲锋在前，穿短甲(两截甲)、擅长射箭的弓箭手在后面掩护，“巴牙喇”(八旗最精锐者)则骑马于侧后观望，随时接应和支援，起到督战队和预备队的作用。

而当时的明军已经不能跟万历初年相比了。一方面是因为俺答封贡，明朝北方边境的外患压力解除，另一方面，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抗日援朝，朝廷抽调蓟辽地区的兵员战车远征，蓟辽战车部队的数量和素质都受到了影响。

在经历了“万历三大征”后，明帝国的财政进一步崩溃。边军中可堪一战的部队越来越少，其中真正拥有战斗力的只有家丁部队。而边将为了加强家丁的战斗力，进一步占用一般士卒的饷银去厚养家丁。

这种模式虽然保证了家丁部队的战斗力，但也使一般的士卒变得如同奴仆一般毫无战斗力。雪上加霜的是，为了补充兵员不足，明军不得不下令招抚那些被打散的家丁部队，那些战败了还能把部队带回来的将领也能官复原职。

这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是败军之将官复原职，逃兵一样可以升官发财，毫无疑问会严重影响军法的威严和官兵的战斗意志。

总之，这样的军队成份、组织和战斗意志，如果打打治安战、顺风仗还可以，但要与步兵极精的数万八旗精锐正面对战，明显是不堪一击的。

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1619年初，明帝国与后金的第一次大战——萨尔浒之战爆发了。

为了这次出征，明帝国也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其中火器、战车就是重点之一。不过，火器虽为中国长技，明军旷野列阵作战核心是战车，但作为出征主力的辽镇明军喜欢轻敌冒进、野地浪战，认为使用火器是无勇，使用战车是迂腐。

他们没有注意到，明军能够击败敌人，其实依靠的就是火器和战车。由于辽镇明军经常轻敌冒进，各路明军以精锐为前，战车几乎都是担任后卫和补给粮秣弹药的任务。结果往往是前方步骑与后方战车脱节，这给萨尔浒之战明军最终的败北埋下了伏笔。

萨尔浒之战，关外明军精锐损失四万五千多人，开原铁岭之役中，明军也是损兵折将。因此，如何重建辽镇武装力量也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熊廷弼针对辽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性的军事措施：

第一，针对八旗军暂时还不能正面攻破明军砖石堡垒的现状，下令强化堡垒战术。

第二，针对辽东土地肥沃的情况，建议开始屯田，同时做好坚壁清野的准备。

第三，下令于关内征调明军精锐。

第四，严明军法，斩杀临阵脱逃的裨将刘迁节、王捷、王文鼎。

最后，针对明军野战处于弱势的现状，提出八旗军“死兵在前，披重甲，锐兵在后，乘其胜”的战法只有火器配合车营才能对付，并开始增强车营。

熊廷弼打算在辽东建立配置三四千辆战车的部队，并想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仓库中调拨四千五百门火炮，重建辽东部队的战力。另外，熊廷弼还奏请朝廷调拨一两千名木匠到辽东打造战车和粮车。

然而当时明帝国经济崩溃，欠饷不发已是常态，更没有财力支撑熊廷弼的宏大计划。虽然由于财政、人事等各方面的原因，熊廷弼的方略没能完美地实行，但他针对明军弱点进行的改革初见成效。

在其担任辽东巡抚期内，努尔哈赤一直不敢发动大规模战争，使得辽东军民感叹“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在熊廷弼的努力下，辽东局势开始稳定。

明军自萨尔浒之战后不敢再轻视后金军的实力，但一直困扰着明帝国的党争内耗和财政崩溃依然阻碍着明边防实力的恢复。与此同时，后金也开始研究如何应对明军的车营战术，并积极地寻求火器和相关技术。大明与后金开始走向新一轮的较量。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万历皇帝驾崩，熊廷弼又遭弹劾罢黜。边军易帅，接任的袁应泰又是个不知兵之人，这对努尔哈赤来说是个天赐良机，率领八旗大军攻击沈阳。

明军侦察到八旗军到来，立刻在城外布阵，并在城墙外挖掘壕沟，沿壕沟竖起木墙。明军还用土做成木墙的城垛，并在上面排列火器战车。

面对这样守备严密的敌人，八旗军并没有贸然攻打，而是利用明军总兵贺世贤“勇而嗜酒”的弱点，用侦骑数十引诱贺世贤出城追击，结果被引入包围圈，身中十四箭战死。城中的另一位总兵尤世功为了救援贺世贤，出城死战，结果也力战而死。

此后，八旗军趁着沈阳城内失去指挥的时机，用盾车云梯进行猛攻。当时战况激烈，明军火炮因为频繁发射而过热，只要装入火药就会被膛温点燃。最终，八旗军在内应的配合下，攻陷了沈阳城。

沈阳被围之时，辽阳总兵童仲睽、陈策率军来救。还在渡浑河时，沈阳已经失陷。于是已经渡过河的石硅土司秦邦屏在浑河北岸扎营，童仲睽、陈策则率领浙兵三千在浑河南岸扎营。

结果秦邦屏还未筑好营垒，八旗军就已杀到。秦邦屏率军死战，三次打退八旗军的进攻。最后八旗军凭借盾车的掩护才击败了秦邦屏部。秦邦屏战死后，余部退入浙营，八旗军围之数重。

明营中发射火器，对八旗军多有杀伤，直至明军火药用尽，八旗军凭借兵力优势才压垮了明军。最后童仲睽、陈策等挥刀冲突，各杀十余名八旗军后战死。

从沈阳和浑河之战可以看出，当时的八旗军缺乏重火器，面对明军车营的严密防守，要靠诡计和内应来取胜。虽然八旗军想出了以盾车防御火器战车的“以车制车”的战术，但这种战术对于缺乏火器或者布阵不完全的明军军队尚属有效，而面对浑河南岸的陈策部就显得很无力了。

在浑河南岸之战中，八旗军依靠盾车防御明军的投射火力，然后以重步兵抵近，试图依靠自身铠甲的防弹性能硬冲，结果在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伤亡惨重，直到明军火药用尽，才通过近身搏击战击败了明军。

可以说，此战明军火器车营战术优势尽显，八旗军虽然获胜但代价惨重。不过，浑河之战也让努尔哈赤明白了“以车制车”战术是正确的。

攻陷沈阳、辽阳后，八旗军缴获了大量明军火器，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战车部队。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四月一日，努尔哈赤规定：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支；四十名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支，其中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支，其中二十人携盾车二辆。

在努尔哈赤起兵八年后，火器与战车在八旗军中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虽然很多人认为八旗是骑射立国，但他们首先倚重的是重装步兵突击，后来很快转为依托火器与战车。八旗军甚至规定“遇敌若无盾车，切勿出战”，并有因未携带盾车就贸然投入作战而获罪的记载。

努尔哈赤死后，继位的天聪汗皇太极更加倚重火器。他以满人勋贵佟养性为指挥官，以汉人为兵丁组建炮兵营，同时大力仿制红夷大炮，最终于天聪五年正月仿制成八旗第一门红夷大炮。

至此，八旗军通过收编以及仿制，拥有了红夷大炮之类的重型火炮，并且凭此创立了自己的车营战术，拥有了在野战条件下正面击败明军火器车营的实力。

崇祯四年即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祖大寿督关外八城兵夫，筑大凌河城，以护卫锦州城，但未完工，皇太极就率军包围大凌河城。

八旗军此时已经拥有了大量火器，甚至拥有了红夷大炮，因此，不会像过去那样面对明军的炮火被动挨轰，或者靠前面的死士用命来填。

皇太极决定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八旗军开始围城并环城挖掘壕沟，截断了大凌河内外的交通。壕沟挖好后，皇太极命令佟养性率领汉军将火炮布置在通往锦州的道路上，以阻击明军来援。

面对八旗如此严密的防守，明军也惊叹：“逆奴围凌，连挖四壕，湾曲难行，器备全全，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

大凌河城内可谓一片愁云惨淡。城中粮草将尽，连原有的七千战马都几乎倒毙殆尽，只有七十匹可以骑乘。军民死者过半，幸存者只能以马肉为食。虽然如此，明军依旧决定死守，不肯投降，期待着朝廷的援兵。

九月二十四日，明军援兵终于到来。监军张春会同吴襄、宋伟等战将百余员，率领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列车营与八旗对峙。二十七日，明军拔营向大凌河城推进，在距城池十五里处的长山与八旗交战。

皇太极准备在明军战车到位前冲垮对手，但这次和以往不同，明军一开始便摆出了车营，所以没有像萨尔浒之战时那样措手不及，也没有像浑河之战最后关头那样寡不敌众，双方可谓是真正的面对面较量。

明兵岿然不动，齐发枪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霞，直接击退了八旗左翼的攻势。于是皇太极命令火炮营行动，用大炮和火箭摧毁了明军的东部车阵，右翼八旗一拥而入，先前遇挫的左翼也随后跟进。

此时，明军中的吴襄见势不妙，直接率部逃跑。但张春则重新集结剩余部众与八旗军缠斗。最后，被逼无奈的明军只能火攻。女真人记述道：“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炽，将逼我阵。”

但有时候运气也是战场决胜的条件之一，当时“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军反被火燎”。战至此时，其实战局基本已定，但明军依旧鏖战不已。

最后,皇太极投入盾车部队，“列行营兵车盾于前，护军、蒙古兵及厮卒列于后，于是营兵推战车近敌，纵马兵发矢冲击”，依靠多兵种配合，八旗军最终击败了明军。

可以说，八旗军在大凌河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用汉人投降过来的炮兵。依靠缴获和模仿制造的火器，成立火器车营，与盾车配合，最终打破了屡冲不破的明军车营。

此战，明军一开始就摆出了车营，在一段时间里让八旗军束手无策。车营的主要力量来自于投射火力——火器，这一直是明帝国最为倚重和擅长的。

可以想见，萨尔浒之战后的一系列会战中，如果明军能够正确运用火器与战车，或许就不会接连惨败了。但是，明帝国在内外交困之下，一直不能真正发挥其作战效能。

相反，通过之前的一系列胜利，八旗军已经积累起了能够正面击破明军车营的火器力量。八旗军作为一支新兴武装，虽然野蛮残忍，但骁勇善战，能保最证其高效运转。

大凌河血战的结局正式宣告明军已全面失去军事优势。而后金八旗从不同方面建立了对明帝国的军事优势，甚至在火器数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此战后美工兼职，明朝边防线的全面溃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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